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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分，华夏王朝不停更替，战乱对当然环境纵情严重，但一些有识之士也建议了对环境的保护措施，终点是南边政局相对踏实，尤以长江卑鄙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拟显赫，东谈主们对当然环境更为关怀。

“国度凄沧诗家幸”，这一时分的体裁艺术莫得因为处于浊世而留步不前，在词、诗、演义以及音乐、绘制等方面为后世留住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其中，词在这一时分赢得的建立最高。这些词不乏山水险恶、隐逸情味等方面反应当然生态的题材，从中咱们不错对阿谁浊世中的环境保护有形象的感知。

五代南唐董源的绢本山水画《潇湘图》

01

春入神京万木芳，禁林莺语滑，蝶飞狂。晓花擎露妒啼妆，红日永，风和百花香。烟锁柳丝长，御沟澄碧水，转水池。时常微雨洗险恶，天衢远，到处引笙篁。

——和凝《小重山·春入神京万木芳》

这首词是和凝（898-955年）为后晋宰相时所作。上阕状貌了春日神京的明媚春色，首句点明时地，接着用“木”“花”“露”“红日”组成了一幅春景画，又用“莺语滑”“蝶飞狂”“风”，使静景增添动态。下阕提神写皇宫邻近的春光：烟柳如丝，沟池澄碧，微雨接风，征象清丽。“御沟”与“禁林”相映，“微雨”与“红日”间出，时晴时雨，别多情致。临了两句，把当然风光与东谈主间升平征象勾通，春光大好，歌乐飞腾。全词妙声艳色，田地轩敞，杨慎《花间词评注》评其“藻丽有荣华气”。

五代十国各朝列国虽战乱时常，但也多珍视劝课农桑、饱读动植树，并多依唐律，对残害林木的作为给以重办。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乱对朔方的农桑变成了一定影响，跟着社会平缓，各朝都诏令汲引林木。周显德三年（956年）八月下诏：“课民种树，其上户所种，每岁须及百本，其次降杀有差。”明确纪律民户汲引数目，便于仕宦管理。同庚下达汲引行谈树的诏令：“其京师城内街谈，阔五十步者，许双方东谈主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这一措施改善了都城开封的城市面庞。

据《资治通鉴》纪录，吴国为了饱读动种桑养蚕，将“计亩输钱”改为“自余税悉输谷帛”，促使农民更多地植桑养蚕。南唐升元三年（939年）纪律：“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通过奖励提高农民栽种桑树的积极性，虽比不上唐全盛时分，但也使“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拓满野，国以富强”。前后蜀国王建、孟昶先后下诏劝课农桑。据宋东谈主黄休复《茅亭客话》纪录，其时有蚕市15处，有无数的桑树苗出卖，蜀主王建眼红，想课重税赢利，被臣下劝戒，合计这么将会严重影响桑蚕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其时蜀地桑树汲引的粗造。

南唐亦相配心疼蚕桑出产，种桑多无须交税，反而有奖励。吴越钱氏实行“保境安民”的国策，“世方喋血以事打仗，我将闭关而修蚕织”，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江南农村出现了“桑麻蔽野”“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况。在桑蚕业比拟逾期的岭南与福建地区，实行饱读动种桑养蚕的策略，并赢得了一定的成果。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实行《广栽桑枣制》，以劝课农桑成果考查官员，并在广顺二年（952年）下诏：“诸谈府州吏，勤加劝课……乡县匹夫，依时耕作，栽接桑枣，勿纵游惰，务在精勤。”广顺三年（953年）下诏：“诸谈州长吏，督民勉勤耕稼，有发豪阔之地，务添桑枣。”

开运二年（945年），后晋出帝批复中书舍东谈主陶谷遏抑乱砍滥伐之风的奏章有这么的施行：“……切欲劝农，以交易于柴薪，多砍伐于桑枣，请行禁绝。”条件制定条例，禁止滥伐林木。《旧五代史·梁书·胡规传》也纪录，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胡规在奉诏修洛河堤堰时，因砍伐匹夫园林太甚，被河南尹张全善举奏，胡规因此被赐死。

02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竟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

南唐知名词东谈主冯延巳（903-960年），字正中，江都府（今江苏省扬州市）东谈主，仕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这首词用缜密、委婉而又简练、机动的描摹手法，形象地进展了少妇念念念丈夫的心思举止，词中说起了鸳鸯、鸭、喜鹊等动物，体现了对动物的喜爱。

五代十国时分对野机动物的保护虽不如前代那么心疼，但也顺从前朝对于时令禁捕的条件。据《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七》纪录，乾化二年（912年）五月“丁亥，以慧星谪见”，诏曰：“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日内禁断屠宰及采捕。”据《五代会要》纪录，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八月九日下诏：“六合州府至国忌辰，并令不举乐、止刑罚、断屠宰。”这里的“国忌辰”，即皇帝、皇后亏空的忌辰，条件各州府实行禁屠。天成三年（928年）五月一日敇：“凡陷坑弹射并诸代猎之具，比至冬初，并宜止绝，若有犯者，随地仕宦科犯禁之罪，起今后每二月敕，便作此敕，书记中外。”禁止在曩昔的五月至初冬这段时分出产和售卖网杀鸟兽的器具，若是有东谈主违抗，则连同当地的仕宦沿途处罚，况且纪律以后每年都要推行此项纪律。

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八》纪录，长兴二年（931年）九月，“辛亥，诏五坊见在鹰隼之类，并可就山林目田，今后不许供献”。《旧五代史·五行志》还纪录了对“鸜鹆”（雀形目椋鸟科，学名为鸲鹆）的保护，以灭蝗虫：汉乾祐元年（948年）七月，“开封府奏，阳武、雍丘、襄邑等县蝗，开封尹侯益遣东谈主以酒肴致祭，寻为鸜鹆食之皆尽。敕禁罗弋鸜鹆，以其有吞蝗之异也”。

不外，禁捕并不是管制皇帝的，皇帝以狩猎为乐，大力猎杀野机动物并不鲜见。据《新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六》纪录，庄宗李存勖同光二年（924年），八月辛未“帝畋于西苑”，“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郓州奏，清河泛滥，坏庐舍。癸未，畋于石桥”……李存勖在5个月中7次狩猎，以致在地点水灾时代也莫得罢手，每次狩猎边界宏大，不仅荒凉了朝政，而且极地面毁伤了野机动物质源。

据《五代史补》纪录，李存勖有一次在中牟县围猎，糟踏庄稼无数，县令挺身防止，存勖愤怒，欲令将县令斩杀。按律，该县令犯有“指斥乘舆”的大不敬罪。其时，随唐庄宗围猎的伶东谈主镜新磨，合计县令之罪不应列入十恶边界，假装谴责县令说：“你身为县令，既然知谈皇帝好猎，怎样能让匹夫在皇帝狩猎的地盘上耕作呢？你为民请命，当真该杀！”其他伶官在一旁嬉笑打仗，李存勖听出伶官言语中的劝解之意，这才饶了县令一命。

“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五代时分战事时常，对畜生的需求量大增，牛马是主要的出产、交通运载及军需器具，管理也更为严格，因而法律上对屠宰畜生的作为也加剧处罚，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罪名。《唐律·厩库律》“故杀官私马牛”条纪律故杀马牛的最高刑一般为徒刑，而五代时分故杀马牛的最高刑可至死刑，而且屠牛还同“十恶”“五逆”等相通，属于常赦所未免的不法。

据《五代会要·断屠钓》纪录，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敕：“凡军东谈主匹夫，将牛、驴及马屠宰货卖，今后切要断除。如敢故违，便以擒捉，不问职分高下，所在处斩奏讫。”五代时分牛皮是制作兵甲的主要材料，贩牛皮为重罪，违者处以极刑。据《旧五代史·周书·冯谈传》纪录，刘知远在河东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交易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后汉建立后，颁布了“牛皮法”，贩卖牛皮一寸即正法。据《旧五代史·梁书·邓季筠、黄文靖传》纪录，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朱温驻跸相州阅马时，以邓季筠、黄文靖所部马瘦为由，将二东谈主及军校一同迅速斩首。

03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东谈主沙上女，转头，笑指芭蕉林里住。

——欧阳炯《南乡子·画舸停桡》

欧阳炯（896-971年）在后蜀任中书舍东谈主、散骑常侍，此词是他罢官后在南边乘舟游览时有感所作，诗作俨然一幅江南水景图：彩饰的划子停驻船桨，槿花竹篱外，横着一座小竹桥，水上的游东谈主问沙岸上的密斯家住那处，密斯回头笑着指向芭蕉林深处。

唐末至五代，朔方黄河流域由于战乱纵情，加之无暇可贵水利要领，原有的许多水利工程大都废坏，其中黄河水灾危害最大。五代之后53年间，黄河决溢19次，平均不到三年便发生一次。有的决口是东谈主为变成的，如后梁末年，为了看护晋军从卑鄙渡河紧要汴州，将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的黄河掘堤启齿，“引河水东注，至于郓、濮”，“自是民罹水灾”，“大河频决，飘舞东谈主户，妨废农桑”。属目和处理黄河水灾虽刻断绝缓，但因战争及财力所限，五代各朝对黄河的处理大都弃取防堵的形势，工程边界不大，仅仅在溃决时才临时派官认真堵塞修治，因此黄河堤岸隐患仍然许多。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有东谈主奏请每年秋水高涨之时，令沿河两岸各地选上户为堤长，永别河段巡察，一年一替，发现小的隐漏，随时修补，当地县令每旬日巡察一次。这个奏议得到部分领受，但对每旬日差县令巡察之事，因顾忌加剧堤长背负而未领受。这种体制虽有意于实时发现河堤隐患，但堤长的才智毕竟有限，且并未落实父母官员的防汛干事。天福七年（942年）又纪律：“今后宜令沿河广晋府、开封府尹，逐处不雅察看护使、刺史等，并兼河堤使限额，任便差选职员，分擘勾当。有堤堰怯薄，水势冲注处，事先计整，不得临时失于防护。”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黄河决口，由于这次决口甚大，周世宗下决心整治，遂命宰相李谷亲身督治，迁移民工6万东谈主，是五代时分治河迁移东谈主力最多、工程量最大的一次。历程这次处理后，终五代之世至宋初，黄河再也莫得发生过大的决口。

据《资治通鉴》纪录，为了加强漕运和征伐南唐的淮南，周世宗也曾较大边界地整修过开封周围的水谈。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指示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五丈河原是唐武则天时所修，至五代时分一经淤浅断航。周世宗不仅再行归附了这条水谈，而且还将它与济水相接，使水路蔓延，“自是都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这一时分南边列国均心疼水利建造。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城外筑捍海石塘，创造竹笼石塘时期并赢得奏效，使“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吴越时分太湖地区水灾严重，由于太湖地势低洼，每当激流发生时，太湖的出海通谈吴淞江（松江）、东江、娄江出水极为不畅，使太湖周围地势低洼之地常遭水灾威逼。吴越弃取调换激流出海通谈的方针，设立都水营田司，主握治水事宜。

五代在承袭《唐律》“失机不修着重”条的基础上，对着重失修的处罚更重。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纪录，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内衣库使都藏珍奉诏修河，不于役所部辖，暗里于近县止宿。及报着重危机，安寝不动，遂致横流”。都藏珍因未实时修着重，被开除公职流配边关。

04

若干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活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李煜《忆江南》

李煜（937-978年）被称为“千古词帝”，其《虞好意思东谈主·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冠绝六合。这首《忆江南》是李煜一火国入宋被囚后创作的一首记梦词，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计的欢笑和梦醒之后的悲恨，抒发对祖国繁盛的追恋，其中也描摹了上苑游玩、连绵不停、春光刚巧的城市景不雅。

五代时分汴州（今河南开封），后梁、晋、汉、周四个华夏王朝接踵以此为都，政事地位擢升、东谈主口加多、城市面积扩大，后又成为北宋都城。这一时分由于东谈主口麇集，以至“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冬居常多焰火之忧”，生计垃圾无数产生，居住环境相配恶劣。为了整治城市环境，对于侵占街巷的均以罪论处。据《五代会要·街巷》纪录，长兴二年（931年）命令：“其诸坊巷谈双方，常须通得牛车。如有小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打仗，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尔后或更敢侵占，不计若干，宜委地分讼事量罪科断。”

街衢走马是危害谈路交通安全的作为，在《唐律》已有“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五代时分这一纪律事实上已成具文。据《册府元龟·刑法部》纪录，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刑部郎中马承翰上奏：“伏见都下衢街窄狭，东谈主物殷繁，其有设施贫苦，眼目晦暗，老者幼者，悉在其间。车马若纵于飞驰，生物必见于伤害……臣乞特降明诏，示谕内诸司以下及诸军巡，于街衢坊曲，并不得走马……如有故违走马者，不问是何色目东谈主，并捉申所司请依律科断。”《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七（罗贯传）》纪录了主宰仕宦对所统率区域内的桥梁谈路不加修缮，竟被正法的事情。

（起首：查抄日报·绿海副刊）欧洲杯投注入口